第四章：走过魏晋南北朝（一）

第四章：走过魏晋南北朝

第一节：两汉三国

这一时期，可谓人才辈出。在一片漆黑的虚空中，既有明月朗照天下，又有群星皎辉相映。我们耳熟能详的如两汉时期的刘氏帝辈、萧何、张良、韩信、班超、卫青、霍去病、华佗、王充、王符、张衡、东方朔......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、周瑜、曹氏父子等建安七子、吕布、刘关张、赵云、马超、庞统、司马懿、孙坚、黄盖、许诸、黄忠、郭嘉、王弼等等。

两汉时期，佛道两家初成。佛法自以摄摩腾与竺法兰为始，润我中土；道家自秦始皇求仙之路，逐步开启。汉兴后，因佛法东传之故，当时的权贵们，一一对佛教加了关注，成了粉丝。以此缘故，方士们将黄帝、老子推为导师，弃如蓬莱神仙，乃至有《太平经》问世。但那个时候，仍然是儒家的天下。作者翻阅诸多历史文献，发现两汉三国之际，曹魏时的王弼在《道德真经注》中第三十八章有提到：虽德盛业大，富有万物，犹各得其德。虽贵以无为用，不能舍无以为体。其他大多是探讨体的内容，比如魏文帝之《典论·论文》，文章内容引述如下。

文人相轻。自古而然。傅毅之于班固。伯仲之间耳。而固小之。与弟超书曰。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。下笔不能自休。夫人善于自见。而文非一体。鲜能备善。是以各以所长。相轻所短。里语曰。家有獘帚。享之千金。斯不自见之患也。今之文人。鲁国孔融文举。广陵陈琳孔璋。山阳王粲仲宣。北海徐干伟长。陈留阮瑀元瑜、汝南应玚德琏。东平刘桢公干。斯七子者。于学无所遗。于辞无所假。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。以此相服。亦良难矣。盖君子审己以度人。故能免于斯累。而作论文。王粲长于辞赋。徐干时有齐气。然粲之匹也。如粲之初征、登楼、槐赋、征思。干之元猿、漏卮、员扇、橘赋。虽张蔡不过也。然于他文。未能称是。琳瑀之章表书记。今之隽也。应玚和而不壮。刘桢壮而不密。孔融体气高妙。有过人者。然不能持论。理不胜词。至于杂以嘲戏。及其所善。杨班俦也。常人贵远贱近。向声背实。又患闇于自见。谓己为贤。夫文本同而末异。盖奏议宜雅。书论宜理。铭诔尚实。诗赋欲丽。此四科不同。故能之者偏也。惟通才能备其体。文以气为主。气之清浊有体。不可力强而致。譬诸音乐。曲度虽均。节奏同检。至于引气不齐。巧拙有素。虽在父兄。不能以移子弟。盖文章经国之大业。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。荣乐止乎其身。二者必至之常期。未若文章之无穷。是以古之作者。寄身于翰墨。见意于篇籍。不假良史之辞。不托飞驰之势。而声名自传于后。故西伯幽而演易。周旦显而制礼。不。以隐约而弗务。不以康乐而加思。夫然。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。惧乎时之过已。而人多不强力。贫贱则慑于饥寒。富贵则流于逸乐。遂营目前之务。而遗千载之功。日月逝于上。体貌衰于下。忽然与万物迁化。斯志士之大痛也。融等已逝。惟干着论成一家言。

另建安七子徐干有《中论·贵验第五》中提到：夫闻过而不改，谓之丧心；思过而不改，谓之失体。失体丧心之人，祸乱之所及也。君子舍旃。诸葛亮的《前出师表》有：宫中府中，俱为一体，陟罚臧否，不宜异同。两汉时期荀悅著有《申鉴·政体》，甚至华佗在《中藏经》中也有提到：阴阳大要调神论：阳之体轻。阴之体重。我们知道一阴一阳之谓道，阴阳之体，有着深深的内涵。说明，在中医上，“体”除了指身体之外，已经升格，有了道意。唐朝甄权，有《药性论》流传于世，这药，也有“体性”。汉人王符的《潜夫论》中有：凡为治之大体，莫善于抑末而务本，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。《扬子法言·问道卷第四》中论文引述如下：

【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，譬诸身乎？夫道以导之，德以得之，仁以人之，义以宜之，礼以体之，天也。合则浑，离则散，一人而兼统四体者，其身全乎！或问“德表”。曰：“莫知作，上作下。”“请问礼莫知。”曰：“行礼于彼，而民得于此，奚其知！”或曰：“孰若无礼而德？”曰：“礼，体也。人而无礼，焉以为德？”】

在两汉三国这个时期，我认为王充是值得一提的，因为仅仅就《论衡》，涉及到体性相用的内容，不再是零碎的一两句，而是多处。譬如：

《论衡·命相》中论文1【人有寿夭之相，亦有贫富贵贱之法，俱见于体。故寿命修短，皆禀于天；骨法善恶，皆见于体。】

《论衡·无形》中论文2【器形已成，不可小大；人体已定，不可减增。用气为性，性成命定。体气与形骸相抱，生死与期节相须。】

《论衡·偶会》中论文3【风从虎，云从龙。同类通气，性相感动。】

《论衡·骨相》中论文4【类同气钧，性体法相固自相似。】

另，西汉的刘向在《说苑》中有言，孔子曰：行身有六本，本立焉，然后为君子立体有义矣，而孝为本。《太平经》可以说是道家典籍中较为重要的一部经典，且看《太平经·甲卷·守一明法》论文1【相去远，应之近。天人一体可不慎哉！】又，《太平经》丁部之十五（卷六十六）论文2【其何一多也？愿天师分解其诀意。然，夫天、地、人，本同一元气，分为三体，各有自祖始。】又，《太平经》戊部之一（卷六十九），有论文3【然。夫皇天乃以四时为枝，厚地以五行为体，枝主衰盛，体主规矩，部此九神，周流天下，上下洞极，变化难睹，为天地重宝，为众神门户。自有固常，不可妄犯，顺之者长吉，乱之者长与天地乖仵。】

作者特别在“此事，从唐朝开始”一章节当中，除了佛家的内容以外，并没有涉及到其他的，包括道家的经典采录。这是为何？笔者有一推测，国学思维体性相用的内容，甚至可以说“体用论”的形成，直接就是佛经传入中土后的结果。从南北朝发展开来到唐朝迈上高峰，随后转身成为宋明理学、心学，但从思维上来说，不都是“体用论”。只是没有像佛家一样，具体且大量的阐述体性、体相、性相不二或性用不二之理，仅仅是借用了字相以后所形成的儒家之体用论，我认为儒家之“体用论”事实上，以“相”为体，所形成的“体用论”，具体其他章节再叙。至于道家的不引述，是考虑在唐朝时期，佛道两家并存的局面，思想上较为融合，所以我们不如从唐以前去寻找真迹，一探究竟。

但是，作者依然是有疑问的，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能很快的吸收“佛家思想”呢？我认为我们对“体”的认知是固有的，因为有“大体”在，所以能很快的吸收“体大”！战国时的韩非子因受到法家申不害的影响甚至还写过一篇《大体》的文章，现将韩非子的文章，转述如下。

古之全大体者：望天地，观江海，因山谷，日月所照，四时所行，云布风动；不以智累心，不以私累己；寄治乱于法术，托是非于赏罚，属轻重于权衡；不逆天理，不伤情性；不吹毛而求小疵，不洗垢而察难知；不引绳之外，不推绳之内；不急法之外，不缓法之内；守成理，因自然；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，荣辱之责在乎己，而不在乎人。故至安之世，法如朝露，纯朴不散；心无结怨，口无烦言。

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，旌旗不乱于大泽，万民不失命于寇戎，雄骏不创寿于旗幢；豪杰不著名于图书，不录功于盘盂，记年之牒空虚。故曰：利莫长于简，福莫久于安。使匠石以千岁之寿操钩，视规矩，举绳墨，而正太山；使贲、育带干将而齐万民；虽尽力于功，极盛于寿，太山不正，民不能齐。故曰：古之牧天下者，不使匠石极巧以败太山之体，不使贲、育尽威以伤万民之性。因道全法，君子乐而大奸止；澹然闲静，因天命，持大体。故使人无离法之罪，鱼无失水之祸。如此，故天下少不可。

上不天则下不遍覆，心不地则物不毕载。太山不立好恶，故能成其高；江海不择小助，故能成其富。故大人寄形于天地而万物备，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。上无忿怒之毒，下无伏怨之患，上下交扑，以道为舍。故长利积，大功立，名成于前，德垂于后，治之至也。

而在《礼记·丧服四制》中有提到：礼之大体，体天地，法四时，则阴阳，顺人情，故谓之礼。另，《孟子·告子上》中有言，公都子问曰：“钧是人也，或为大人，或为小人，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从其大体为大人，从其小体为小人。”曰：“钧是人也，或从其大体，或从其小体，何也？”曰：“耳目之官不思，而蔽于物，物交物，则引之而已矣。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此天之所与我者，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其小者弗能夺也。此为大人而已矣。”

又，在《淮南子·说山训》魄问于魂曰：“道何以为体？”曰：“以无有为体。多么的干净利落。庄子在其《庄子·大宗师》中有言：以刑为体，以礼为翼，以知为时，以德为循。以刑为体者，绰乎其杀也；以礼为翼者，所以行于世也；以知为时者，不得已于事也；以德为循者，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，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。在其《天地》一章中更是直接的说：体性抱神。最早《周易·系辞下传》第六章有说：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，以体天地之撰，以通神明之德。

所以我们是一个“识大体”的民族。因识大体而能承载大乘气象，而这种大体的思想，所化现的如“天人合一”之类的思维方式，或许正因为如此，佛法能与我中土合和一气，普度有情。而“和合”一词，在我中华本身即是一种思维表达，更何况在姑苏寒山寺或是在乌镇东栅，我们都会发现“和合”二仙，其实就是寒山拾得两位大士。

在东晋南北朝时，“和合”思想即整体，即一大体的气氛已经形成，对于“体”的“量”，体的内涵有所扩展，在本有大体的基础上，佛家理体思想也已经深入人心。那么走，看下一节，朝晋之路。